1975年3月的一天黄昏，巴格达拉希德饭店灯火通明。几位政府顾问挤在顶楼套间的窗边向下张望，河水的倒影映着汽油灯，街口的报童在吆喝最新的油价。“一桶十一美元，再提就得罪人了。”有人半嘲半叹。那一年，萨达姆·侯赛因虽然还只是副总统，却已操持要务，他知道石油既是天赐金矿，又可能成为催命符。四年后，1979年7月16日，他扶正上台，第二天在共和国宫宣誓的声音回荡在走廊，仿佛要把奥斯曼时代的灰尘一并震落。
没有人料到，十二年后，一颗仅存的哈萨克生产的铁钉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军事展览柜里，被指作海湾风暴中打下米格机的“战利纪念”。绳索、铁钉、废墟，战争留下的物件总是无声，却定义了一个时代的喧哗。萨达姆也在同一条时间轴上，步步走向狭窄的尽头。
伊朗、科威特、美国，三条线缠成的麻绳
刚掌权的萨达姆急于展示强硬，他将“复兴”二字挂在嘴边，先是肃清党内异己，继而把目光转向伊朗。他的算盘简单：趁伊朗革命后局势动荡，一役定鼎，两河流域尽在掌握。1980年9月22日凌晨，火炮呼啸，伊拉克装甲部队越过沙漠。最初几周，巴格达街头庆典不断，年轻士兵举着自拍相机，在坦克炮口上洒香水，硝烟味被玫瑰水混合后居然显得有几分甜腻。
然而八年厮杀，胜负都是幻影。伊拉克背上八百多亿美元外债，各省教育经费被挪去支应军火。1988年停火那天，巴士拉港口的吊臂无声停在半空，空载的集装箱在风里晃成临时风铃。债主们排队上门，最着急的是邻国科威特——它借出去的百亿美元本想换来“安全屏障”，却被萨达姆一句“油价被你们压垮”顶了回去。
1990年8月2日凌晨两点，伊军开过通往科威特城的柏油公路。战车履带划过路标，“这条路能把国家带向大海”，萨达姆曾在作战会议上这样总结，语气像采购清单。入侵只用了两天，科威特王室逃往沙特。可紧接着，美国带头组建多国部队。对华盛顿而言，油轮命脉不可碰，美元锚定石油更不容挑战。1991年1月17日，代号“沙漠风暴”的空袭开启。十分钟不到，伊拉克防空阵地上一排雷达瞬间熄火，电力系统像被切掉的肋骨，巴格达一片漆黑。
“总统先生，再不退就晚了。”一名将军在掩体角落低声劝告。“晚？才刚开始呢！”这是少数被后来旁听记录敲下的对话，夹在爆炸声里显得苍白。四十二天后，萨达姆被迫接受停火。对平民而言，战争结束的标志并不是爆炸停止，而是配给证重回市场。遗憾的是，这张证只能换得干面饼和稀释奶粉。从富得流油到沦为配给经济，伊拉克用了不到十年。
被搜捕的日子：地洞、剃刀和影像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再次发动进攻。伊军指挥系统在战火初期尚能调动，但像潮水退去般急速衰竭。4月9日，美军坦克抵达巴格达市中心。遮阳布下的巨幅萨达姆画像被钢缆套住后，先是前倾，再被拉倒，一根香烟的工夫，碎屑四溅。“他去哪儿了？”镜头后记者连声询问，回答只有敲击快门的噪音。
同年12月13日夜，提克里特西北十五公里处，一座果园旁的破旧茅棚外，风声裹着沙粒。美军第4步兵师借夜色突入，翻开木板，灯光照见一个深约两米的地洞。“Get down！”士兵嘶喊。胡须茂密的萨达姆用手挡灯光，被扭押上来。搜身时，他兜里只有七千五百美元与两把已打火的柯尔特手枪，再无其他。录像次日播出，中东媒体纷纷在屏幕下方打出“昔日雄狮，终成囚徒”的字幕。
被押至巴格达机场北侧的专用牢房，萨达姆获编号“High Value Detainee 1”。看守交替频繁，每班四人，每十五分钟记录一次动向。厕所、洗漱、睡觉，全在镜头覆盖范围之内。洁癖让他常向管理员讨剃刀刮胡子，军医担心自残只发电动剃须刀，有时刀头被故意拔掉。脸颊反复被胡茬刺破，他干脆任其疯长，显示叛逆。
白日被迫洗军装，夜里塑料床铺边的金属门外总有脚步声。值勤士兵会突然踢门，大喊“Wake up！”萨达姆从床角弹坐，胡乱摸黑抓圆顶帽。一次巡逻记录写道：“00：35，被拘者坐床沿发呆，不与任何人交流，持续二十三分钟。”最怕的是凌晨泼水，用餐盘舀起的凉水浇在床上，冬夜土丘风穿窗钻入骨缝，无法再睡。
庭审与宣判：记录与抗辩
2004年7月1日，伊拉克临时政府把萨达姆移交给本国法庭，接受以“反人类罪”“战争罪”起诉。被告席上，他身穿灰色西装，拒绝认罪。“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全场静默，他的话被翻译后传到观众区，立刻引来嘈杂。庭上，控方展示杜贾尔村1982年枪杀什叶派村民的现场照片。辩护律师质疑证据链，法官敲槌示意安静。
审理持续十六个月。美军内部备忘录形容：“这是法律意义上的马拉松。”2006年11月5日，终审结果宣布：绞刑。萨达姆站立不动，用阿拉伯语高呼“不怕死、真主至大”，法警上前按肩示意坐下。随后递交一份申请：要求改为枪决，理由是“国家元首应以士兵方式死去”。诉请被驳回。日期定在2006年12月30日，恰逢伊斯兰宰牲节首日，朝觐期间的圣城歌声对死刑犯而言毫无慰藉。
最后的二十四小时：餐盘、热水和一支雪茄
行刑前一天傍晚，医务官例行体检，记录显示血压136/88毫米汞柱、心率每分钟82次，均无异常。监狱后厨被通知准备“Special Meal”。流传版本甚多，最牢靠的来自当时值班上士回忆录：主菜是清真方式烹调的整鸡一只，去骨后切块；配菜长粒米飯拌洋葱丁与孜然；附一碟胡萝卜黄瓜泡菜；甜品碗底浇蜂蜜。饮品则是玻璃杯装60摄氏度温水。
食品推车驶近牢门，铁门开合声在走廊里回荡。看守解开萨达姆的单手铐，将托盘递至桌旁。灯下，他没有立刻动手，而是把盖布掀开，认真端详每样食物，随后合上盖布，双手交叉按在胸前。“Bring me cigar，”他用英语轻声请求。值勤军官迟疑数秒，回头与上级通话。约二十分钟后，一根古巴出产的粗卷雪茄被送来，却未附火机。守卫递上防风火柴。萨达姆咬断烟头，含于口中，火星亮起，他深吸几口，烟雾在牢房上空旋转，像某种不甘。
整个进餐时间总计四十五分钟。记录簿写道：“食物未动，水未饮，囚犯抽完雪茄，表情平静。”晚九点，托盘撤走。之后十三小时，无异状。
2006年12月30日清晨
太阳尚未升起，押送车驶向巴格达东北郊的联合基地。行刑室内，一段粗绳垂挂。现场共有十四人：三名法警、两名宗教人员、一名检察代表，其余为执行者与监督。念祷文结束，黑布蒙眼，绳圈套颈。几秒后，机关拉动。记录说颈椎瞬断，死亡被确认。遗体交家属当天安葬于提克里特家乡。监狱清点遗物，仅有旧西装、金表与一本折页的古兰经。
关于那顿晚餐，坊间三个版本争论至今。美国官方坚持“鸡肉米饭”，英国小报热衷“汉堡薯条”，以色列媒体推崇“沙瓦玛”。无论哪种，都无法坐实，因为唯一的厨师早已回国沉默。但他要雪茄的事实，却被安保录像完整保留，成为所有报道交叉验证的共同点。缘由无外乎一种仪式感：硝烟、枪膛、权力，终点或许就是那一缕烟雾，消散即失声。
可见萨达姆曾坚称“没有我，伊拉克将一文不值”。此话褒贬自有后人评判，但数字不撒谎——联合国数据显示，到2010年伊拉克仍有近七百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公共电力供应日均不及8小时。政权更迭，民生没有立刻翻页。
萨达姆走完了自己设定的剧本，从豪华宫殿到木板地洞，从万人敬仰到绝食拒饭，每一步都有清晰时间标记。唯一难以考证的是最后那口烟，她究竟在空气里漂浮了多久，五秒、十秒，还是更长？无人回答，也无需回答。
被遗忘的餐桌细节与战争余味
巴格达中央市场里的老厨子常讲，传统伊拉克宴席要求肉类配饭比例二比一；战后物资紧缺，人们改用鹰嘴豆充数。有意思的是，美国监狱内部文件却仍写明“整只鸡”，这大概是出于“按尊重人权标准供餐”的考量，也可能是心理战：让被拘者意识到自己已无权决定任何事，包括吃多少、吃什么。试想一下，当托盘推至面前，香味四溢，却无法提起胃口，那种失控感比饥饿更尖锐。
有人质疑，若萨达姆真有洁癖，为何不碰食物？原因或许在于宗教习惯。清真厨具只能由穆斯林操作，而那间厨房归美军管理，厨师信仰存疑。萨达姆宁可饿着，也不肯冒险破戒。宗教与政治在他身上交织得太紧，以至于最后时刻仍分不出哪根筋更倔强。
再说那杯蜂蜜热水。医学角度，蜂蜜在伊拉克民间被视作“镇心药”。行刑前饮用，可暂缓焦虑、稳定血压。看守提供这一选择，是对流程的谨慎：避免因紧张诱发猝死，导致行刑“技术失误”。事实上，美军行刑守则中有“保持囚犯在最清醒状态下完成判决”条款，任何意外都会引发法律追究。
至于那根古巴雪茄，细节更耐人寻味。美方智库曾统计，高阶囚犯九成会在行刑前索要烟草。尼古丁的微妙作用是暂时加速多巴胺分泌，让大脑放松；而雪茄卷制松散，吸阻小，能在短时间内摄入高剂量烟碱。站在监管角度，允许吸烟反倒降低临阵暴躁的风险。讽刺的是，萨达姆当年用以招待来访贵宾的正是雪茄，如今同一味道陪他走向终结。
伊拉克社会对那顿“末日餐”的猜测背后，是对昔日秩序的复杂情绪。有人说，如果末日餐里没有当地烤鱼和野酸奶，就不配称伊拉克味道；也有人坚称，只要佐料里有孜然，那就是家乡。食物成为记忆的锚点，使一国悲喜浓缩在菜肴温度里。学者统计，2003年至2007年间，伊拉克平均每万人食糖供应量下降54%，植物油下降46%。在饥饿阴影中，人们对“他最后到底吃没吃那口鸡”的揣测，实则折射自身的缺乏和怀旧。
不得不说，“最后的餐桌”常被历史写作者当成戏剧化收尾，但在法律档案里，它只是“预处决陪同措施”的一行表格。签字、核对、执行，程序冰冷。烟灰落在钢板地面，站岗的新兵很快用拖把清理，不留痕迹。硝烟散尽，厨房继续为下一批看守煮咖啡。餐盘被刷洗烘干，塞回货架角落，偶尔有新兵指着凹陷处低声八卦：“听说，这是那个男人的托盘。”可一阵忙碌后配资咨询平台，连托盘也被调拨到别处，故事就这样被拆散在补给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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